百年颠覆安放不下祖先的神灵？

俞文勤说：恐怕十年都不够。如果对这句话还有异议的话，我们来看看广大的所谓的“新晋商”们的表现，以及他们目前的环境，我们也许会一致地认为：十年太短！

在国学基础深厚的山西，主要是在人口稠密而土地并不宽裕的晋中形成了后来被誉为晋商主流的“票号”业。山西人以“诚信”为本，开始了百年辉煌的历程。什么是“晋商”？凭什么是“晋商”？诚信是第一位的，发展和壮大自己，靠的就是信誉。大家常常举的例子有：榆次常家掌柜王盛林在东家破产还债时，向其“相与”大盛魁借银三四万两，让东家将资本利润全部抽走，企业在毫无资本全赖借款支撑的条件下照常营业，凭借的就是王盛林的人格信用。

而今日山西富人彻底颠覆“晋商”传统，他们哪里知道自己还有祖先？“挖坟”是他们干得最多的事情。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受到挑战，此后战事连绵，山西作为华北前线的主要战场，饱受摧残。解放后革命高潮一个接一个，传统的道德标准已经丧失干净。经历了100年的颠覆，当初“晋商”生存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新的信用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传统的信用体制也已经完全坍塌了。

“关系”比“信用”更重要，或者说“关系”就是“信用”。什么关系？权钱交易关系。在一方土地上出卖与子孙共享的自然资源，没有地方官僚做靠山，谈何容易？频繁发生的瓦斯爆炸，国家不断出台的整改方案，为什么一到山西就聊胜于无？因为各级保护伞已经消解了上面政策的威力，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煤老板”。“煤老板”无须对产品质量负责，无须对员工生命安全负责，无须对企业的未来负责，他们花最大精力维护好自己的靠山，甚至资助某人竞选县委领导，完全成了地方一恶。

如果我们按照大多数人的理解与观点，把“煤老板”排除在“新晋商”之外，那么，其他的新晋商们呢？

如果各位看官不健忘的话，我们来回放一些新闻：

1998年，临近农历春节，突如其来的劫难令朔州人措手不及。一瓶瓶假酒张开了血盆大口，无数条无辜的生命在新年的朔风中被掠走。截至2月5日，朔州市平鲁区、朔城区、大同市灵丘县因饮用有毒白酒住院治疗病人222人，其中数十人伤残，2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黄土地上堆起的座座新坟昭示着一个个罪恶，纸钱烧出的缕缕青烟述说着孤魂冤鬼的愤怒。事情的起源在三百公里外的文水县，当地农民王青华与其妻武燕萍用三十四吨甲醇加水勾兑成散装白酒五十七吨，一部分出售给个体户王晓东等人。王晓东明知该酒甲醇严重超标，仍将其加进自制的酒中，转手批发给从事个体经营的朔州市杨万才和灵丘县刘世春等人。据后来技术监督局给出的鉴定报告：酒中含的甲醇超国家标准达九百倍之多，这已不仅仅是假酒而是地地道道的毒酒了。

就是深受假酒案毒害的朔州和不远的忻州地区，很快又以拐卖妇女闻名全国，一部片叫《打拐第一案》讲的就是那里的事。成百上千的妇女被从四川贵州北京骗到这里，途中遭受了不尽的凌辱然后又以极低的价格转给那些深受过假酒毒害的农民手里。面对寒风刺骨的黄土地、面对黑暗零乱的窑洞、面对陌生无表情的男人，她们的痛苦也许比毒酒害死的人更强烈。
　　1997年山西又破获建国以来最大的拐卖妇女案，这个重大拐卖妇女团伙成员来自贵州省、重庆市和山西省静乐县。大多文化较低，而且以无业人员和农民为主，在一年间这个拐卖妇女犯罪团伙在昆明市、贵阳市等地疯狂作案，在已查明的二十多起拐卖妇女案中，拐卖妇女达五十七人之多，年龄最小的仅十六岁，这个犯罪团伙分别以四千元至六千元不等的价格卖至山西省忻州、静乐等地。

在山西忻州地区秦城乡有一个全国独特的市场——生孩子卖。当地人并不认为这是犯法的，而是将其当作发家致富的手段。这个位于忻州城东十公里的小村子，是一个声名远播的“贩婴村”，谁也不知道有多少个忻州婴儿从这里流落到全国各地。到这里来的陌生人，大部分是来“领养”孩子的。在这里卖孩子就像卖一般的物品，有批发有另售，形成了一种网络。董亮毛原来是个走村串户收购空酒瓶子的，从1992年开始专门贩卖婴儿，靠这发了大财，盖起了一幢两层的白色小洋楼。董宅的豪华程度令人吃惊：二层楼房上下各四间，“其屋内装饰丝毫不亚于三星级宾馆的豪华客房”，家具、家电都是高档名牌，家里通讯设施一应俱全，供暖系统是电脑控制的燃油锅炉。有人算了一笔帐：董亮毛的“宫殿”估价至少为五十万元，他每贩卖一名婴儿的“利润”为五千元，由此推算，这座“宫殿”是由一百多名婴儿的命运换来的。
　　人常讲伤天害理，如果这不是伤天害理还有什么是伤天害理。

晋南一带的假药中央台已曝过光，虽然没有象假酒一样出名，但对江苏的任毅讲，这就够使他在以后提防所有的山西人了。一则消息曾让瘫痪１２年的任毅激动不已：山西新绛县“创伤截瘫康复医院”院长谢钢虎研究出一种治瘫新药——脊髓神经再生丹。经咨询后，任家寄去２８５７元买药，但服药后毫无起色。任家早已负债累累，任要求退钱，谢钢虎仅同意返还５００元。任毅于是含泪写信投诉到卫生部主办的《健康报》。《健康报》将信转给山西新绛县卫生局，该局答复说，该药已通过石家庄市科委的鉴定，因此不属于假药，同时该药也并非百分之百有效。
　　而对山东人孟兆杰兄弟来讲一趟山西之旅可以说是一场恶梦。这场恶梦足以让他们回忆起来胆战心惊。孟兆杰兄弟和他们的两个叔叔到山西找工作，被人骗入榆次市的丰茂砖厂。在这里，他们没有通信自由，没有交谈自由，连上厕所都有打手监管。在皮鞭、木棒下被迫每天工作时间１５小时左右，稍有怠慢，就会遭到残酷毒打。对因承受不了超强度劳动、手脚慢些的民工，或不堪虐待提出离厂要求和逃跑被抓住的民工，他们还用树根、三角带、铁锹把等残酷殴打，有的腿甚至被打瘸。而工资发放随意性很大，不留手续且常常随意克扣。正是靠这种“集中营式的管理方法”，丰茂砖厂生产效益直线上升，几乎比其他同样规模的砖厂高出一倍。费了很大的劲，孟兆杰兄弟才逃了出来，把一份血泪斑斑的控告信递给了山西省委。
　　这分明是希特勒的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当今的中国还有这等去处。也不知孟兆杰兄弟以后敢不敢来山西；但对河南新安县法院的干警来讲来山西不是敢不敢的问题，他们必须来，因为他们在执行任务。但一趟山西之行却使他们有来无回。河南省新安县峪里乡麻峪村村民宋法民等和山西省垣曲县古城镇东寨村村民吴从礼兄弟因购买双丰号渡船发生经济纠纷。宋法民等人就向新安县法院提起诉讼，新安县法院执行庭庭长赵玉霄带领十几名法院干警强制执行此案，依法扣留在二吴兄弟手中的渡船。在执行过程中，吴从义组织同村村民数十人追打执法人员和船工，干警李杰和刘福勇被打落到寒冷的黄河中，吴从义等人又向水中投掷石块，致使李杰和刘福勇当场死亡。

就在我编著这本书的时候，一个特大新闻又在全国传播：32名外地农民工来到临汾市洪洞县广胜寺镇曹生村一个黑砖场打工。这家砖场是由该村村支书的儿子开设的，农民工们每天面对的是打手们冰冷的铁棍以及狼犬的血盆大口。全国数千名童工生活在这些砖厂！……

实际上，如果人们不健忘的话，2002年，一个寒冷的冬天，在皮鞭抽打下，16岁长安少年张徐勃，在山西省永济市一家“黑砖厂”进行着超负荷的劳动。在其丧失劳动能力后，被黑心老板扔于荒郊野外，冰天雪地里，张徐勃双脚被冻掉。

如果我们记性稍微好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不想起这类事情不仅仅是2002年发生过，这类事情此前已经多次发生了。1997年，也就是十年前，律师邓学海和兰勤明手持中江县政法委出具的介绍信，去山西省太谷县与公安、检察、法院、司法、政法委等部门谈判和协商处理，解救回43名四川民工。过程之艰难超出想象，然而记者的报道发出后却波澜不惊。十年来，面对黑砖窑，当地社会几近集体失声，有关部门对它也一直保持“沉默”。正如一些媒体报道的那样，“黑砖窑所在地政府有关部门其实早就知晓黑砖窑的存在”。

更大的问题在于，事情发生后，山西人竟将责任推到了所谓的河南人身上。

有网友愤懑评论：事情都出了，省长道歉有个屁用，黑窑工事件在山西持续了好久，难道“伟大的山西人民”都没看见？居然没有人站出来揭发。
　　我也看见电视上黑窑附近的居民们在记者询问是否知道自己村庄旁边几年来存在的黑窑工时，回答是：“看见了一些外地人，很脏，但不知道详情。”这样的回答可信吗？我不相信，只不过被害人是外地人，外地人是可以由山西本地人残害的；山西的本地人除了关心“自己人”以外，对外来的人的漠视令人恐怖，所以，即使山西人知道黑窑工也不会出来揭发，反倒会因为黑窑工事实上让山西人致富了，而助纣为虐。
　　有人说：山西人穷怕了，穷怕了就可以为非作歹、杀人掠货吗？地道的土匪逻辑！
　　黑窑工事件持续了那么久，如果山西领导和“伟大的人民”不能控制发生，但至少可以在发生后立即纠正，如果像纠正一起交通事故一样，绑架和解救都在短短一天时间完成，那么，山西人民可以骄傲地说自己是“伟大的”。可惜，山西人的良心在金钱、利益面前早就被狗吃了！！！
　　在媒体揭发黑窑工事件前，“伟大的山西人民”全都瞎了眼，什么都没有看见！我看是心黑了，不是眼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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